女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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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张爱玲
今天，越来越多的女性已为自己争得了发表观感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尽管不是所有的观念都合理、深刻，但却至少是真诚的。作为女性自己，出于一种天然的了解，确实能够在塑造女性形象，表露女性心态，探究女性生存现状等方面表现出独到之处，张爱玲、王安忆正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她们总是不自觉的将女性的深层意识全面的展露在作品之中。
纵观历史，四十年代张爱玲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是女性意识经过觉醒期的狂热而进入冷静内审的必然。张爱玲为女性文学掀开了女性心狱充满疮痍的一页。她笔下的人物，都是中国最普通的女性。她们任时代之光在她们身上掠过，除却攀援住这束短暂的光亮，看清她们的目标，以继续苟延于她们不属于自己生命之外，她们一如既往的生活在几千年已经习惯的挣脱不开的心狱里。在自己的文章里，张爱玲表露了她写作的观点：要写人生安稳的一面。所谓人生的安稳，无非是那些最普遍、最普通、最细小的因而也是最恒久的生活。而唯一其“安稳”才能揭示出具有恒定不变内在规律性的东西，才能展露出表层现象背后深层的传统沉积。张爱玲写的就是这样一群居于“安稳”境地的中国“新旧合壁”的普通女性。这些女性，大都生长于旧家庭，生活于行将破落或已经破落的门第之户。她们坦然的接受现代文明的馈赠，但她们依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依然为男性世界所苦恼、抽泣。新时代留给她们的仅仅是生活形式上的变革，她们的意识仍被男性所支配和控制，她们只是在新时代的乐响里出席了一场假面舞会。张爱玲曾说“现代人多是疲倦的，现代婚姻又多是不合理的”婚姻非感情的产物，是某种目的的实现。女人视婚姻为改变现状的唯一途径，婚姻对女人而言成了一个金色的鸟笼，也成了她们永远的归宿。女性所受的教养便是如何去做一个“女结婚员”她们“以美的身体取悦于人”全力以赴追求那“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婚姻“找事是假的，找个人才是真的”婚姻动机构成了她们生活的主旋律。正因为如此，倾城之恋中离了婚的白流苏必须重操旧业——进入婚姻才能摆脱麻烦，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受过新式教育的葛微龙的最高愿望也仅是找个爱自己的人结婚而已，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王娇蕊，家人把她送到英国读书，也“无非是为了嫁人，好挑个好的”这些生活在古老中国屋檐下的最普通的女性，禁锢在婚姻牢狱下的女性，被男性世界所支配和统治的女性，她们全都做不了自己的主，她们被一只巨手扼制着，除了白流苏被一场“传奇”成就了一段契约式的婚姻，其他的如花凋中的川娥，金锁记中的长安，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烟鹂、娇蕊，及葛微龙无一不消失在“苍凉的手势”中。总之，在张爱玲的笔下，无论是新派还是旧派，这些典型的女性们，总是通过婚姻与情感的攀附自觉自愿的甘居于男性的脚下，心履斑斑，在“千疮百孔”的情感世界里挣扎。
显然，在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世界，并不代表女性的全部，而是生活在旧时代的最后一代人，表现了她们在心狱挣扎的原罪状态。一本传奇实际是在提醒女性，这样的生涯该结束了。而这一宣告不是来自理念的狂热，西学的熏陶，而是发自女性内心的呼声。作者不自觉地写出了女性意识所面临的危机，一个崩溃的危机。她以善良的女性直感和同情，悟出生活在心狱中女性深切的危机。这里需要区分的是作者的女性意识和作品中女性意识之间的差距。毫无疑问，对于作品中女性的心态，作者是持既否定又同情的态度，这也体现了张爱玲内审的勇气和诚意。她为女性的心狱生涯打上了一个句号，展露了女性深层意识里顽固而持久的“原罪意识”从而使女性对自身的审视有了更加清醒的体悟。而她的展露和审视，比其他作家更为彻底、不遮掩。她不自欺于女性表层意识的局限，而是直接进入内核，如同鲁迅剖析国民性一样，其目的都是发自内心对人尤其是女性的关切和同情。也正是这种来自女性自身的审视和关注，使得张爱玲的小说比其他女性文学多了一种女性意识的亲切感。
王安忆对女性生存现状和价值取向，也有着近乎本能的关注和理解。她通过女性形象的塑造，女性观念的探讨，确立了在女性文学中的位置。而作为一个女作家，拥有天然的优势，成功的关键在于如何摆脱历史因袭的影响，摆脱男性视角的困挠，王安忆做到了这一点。她站到了女性自身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并开始在女性自身寻找问题的症结，甚至试图为女性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帮助。早在知青小说创作阶段，王安忆作品中的女性就以清新可人的面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她们健康向上，充满青春活力，对未来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憧憬。虽然她们已经开始对异性萌生好感，但此时的女性形象仍是少女色彩的，她们寻找白马王子，并天真地相信白马王子的存在。伴随着王安忆的成长，她笔下的女性开始走向成熟和自觉，向外寻觅的目光开始转向自身。她们面对自己的现实处境，开始对现有的婚姻、家庭等的状态产生反思。庞大的社会压力，渊远的男性传统被她们视作改变现状的对立力量。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女性往往过于执着于两性力量的比较，往往借助母爱的力量来强化女性在两性斗争中的优势。例如冷土、蜀道难以及"三恋"小说中的男性往往是懦弱、不成熟的，在两性的交往中，他们与其说是需要一个妻子，不如说是需要一个母亲。他们在女性的怀抱里找到安全感，在女性的爱抚下逐渐成熟，而女性则凭借着天然的灵性高高在上地扮演着亦母亦妻的角色。在叔叔的故事、伤心太平洋和纪实与虚构等作品中也是这样，女性的力量得到了强化，在女性身上集中了更多的美德。这类小说是王安忆女性意识觉醒迈出的第一步。
而现在，王安忆已经开始逐步纠正认识上的偏颇。从香港的情与爱以及长恨歌等作品中不难发现这一点。也许体现于其中的女性观念仍有缺陷，但有一点是难能可贵的，那就是终于发现女人首先是人，她并不是基于与男性的对立而成为女人，更不是为了扮演母亲或妻子的角色而成为女人，女性完全可以回到自己本身，自然平等地对待生活中的一切，无需通过什么附加物去强调与男性的不同价值，作为女人，作为人，性别的归属并不是那么重要。在爱情、婚姻与家庭中，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样去付出、去索取，这是一个平等的双向交流的过程。当逢佳、王琦瑶们在情爱红尘中辛苦奔走的时候，她们作为女人的一面是明朗而突出的，即便没能成功地做一个好母亲或者好妻子，但仍是最最纯粹的女人。许多人喜欢把女人分裂为女儿、妻子、母亲等几个角色，认为女性是女儿性、妻性、母性的三位合一，事实上所谓女儿性、妻性、母性都是外加的注脚，女性本身的角色含义被模糊了，女人可以是妻子、是母亲，却不仅仅是如此，她们需要的是真实的生活，让世界还原女人成为“女人”
“生命是一桩很累的负荷物，性别也是一桩很累的负荷物。可是，每一个人都那么庆幸生存，每一个男人与女人都暗暗庆幸自己性别的所属，为这性别迎接并争取着非它莫属的欢乐。”今天的王安忆开始抛却性别的负累，合理地看待女性的生存位置，进而合理地看待女作家的生存位置。任何一个生命个体都需要一个合理的生存位置，只有在确立了这一位置后才有谋求进一步发展的可能。王安忆一步一个脚印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合理的定位过程，她以一个女作家的姿态获得成功，在小说中借助女性作家特有的敏感与细腻来表现女性心态，完成了女性写作者的自我超越。无论怎样，张爱玲、王安忆以鲜明的女性立场，各具备千秋的笔法，完成了女性在这个现实社会中发自的内心真诚的呼喊。她们表达了女性对自身的审视和重构，使女性的自我挖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更唤起女性思考的力量，让新时代的女性们在自我觉醒中，获得生命个体更加有力的延伸。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张爱玲
今天，越来越多的女性已为自己争得了发表观感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尽管不是所有的观念都合理、深刻，但却至少是真诚的。作为女性自己，出于一种天然的了解，确实能够在塑造女性形象，表露女性心态，探究女性生存现状等方面表现出独到之处，张爱玲、王安忆正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她们总是不自觉的将女性的深层意识全面的展露在作品之中。
纵观历史，四十年代张爱玲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是女性意识经过觉醒期的狂热而进入冷静内审的必然。张爱玲为女性文学掀开了女性心狱充满疮痍的一页。她笔下的人物，都是中国最普通的女性。她们任时代之光在她们身上掠过，除却攀援住这束短暂的光亮，看清她们的目标，以继续苟延于她们不属于自己生命之外，她们一如既往的生活在几千年已经习惯的挣脱不开的心狱里。在自己的文章里，张爱玲表露了她写作的观点：要写人生安稳的一面。所谓人生的安稳，无非是那些最普遍、最普通、最细小的因而也是最恒久的生活。而唯一其“安稳”才能揭示出具有恒定不变内在规律性的东西，才能展露出表层现象背后深层的传统沉积。张爱玲写的就是这样一群居于“安稳”境地的中国“新旧合壁”的普通女性。这些女性，大都生长于旧家庭，生活于行将破落或已经破落的门第之户。她们坦然的接受现代文明的馈赠，但她们依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依然为男性世界所苦恼、抽泣。新时代留给她们的仅仅是生活形式上的变革，她们的意识仍被男性所支配和控制，她们只是在新时代的乐响里出席了一场假面舞会。张爱玲曾说“现代人多是疲倦的，现代婚姻又多是不合理的”婚姻非感情的产物，是某种目的的实现。女人视婚姻为改变现状的唯一途径，婚姻对女人而言成了一个金色的鸟笼，也成了她们永远的归宿。女性所受的教养便是如何去做一个“女结婚员”她们“以美的身体取悦于人”全力以赴追求那“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婚姻“找事是假的，找个人才是真的”婚姻动机构成了她们生活的主旋律。正因为如此，倾城之恋中离了婚的白流苏必须重操旧业——进入婚姻才能摆脱麻烦，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受过新式教育的葛微龙的最高愿望也仅是找个爱自己的人结婚而已，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王娇蕊，家人把她送到英国读书，也“无非是为了嫁人，好挑个好的”这些生活在古老中国屋檐下的最普通的女性，禁锢在婚姻牢狱下的女性，被男性世界所支配和统治的女性，她们全都做不了自己的主，她们被一只巨手扼制着，除了白流苏被一场“传奇”成就了一段契约式的婚姻，其他的如花凋中的川娥，金锁记中的长安，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烟鹂、娇蕊，及葛微龙无一不消失在“苍凉的手势”中。总之，在张爱玲的笔下，无论是新派还是旧派，这些典型的女性们，总是通过婚姻与情感的攀附自觉自愿的甘居于男性的脚下，心履斑斑，在“千疮百孔”的情感世界里挣扎。
显然，在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世界，并不代表女性的全部，而是生活在旧时代的最后一代人，表现了她们在心狱挣扎的原罪状态。一本传奇实际是在提醒女性，这样的生涯该结束了。而这一宣告不是来自理念的狂热，西学的熏陶，而是发自女性内心的呼声。作者不自觉地写出了女性意识所面临的危机，一个崩溃的危机。她以善良的女性直感和同情，悟出生活在心狱中女性深切的危机。这里需要区分的是作者的女性意识和作品中女性意识之间的差距。毫无疑问，对于作品中女性的心态，作者是持既否定又同情的态度，这也体现了张爱玲内审的勇气和诚意。她为女性的心狱生涯打上了一个句号，展露了女性深层意识里顽固而持久的“原罪意识”从而使女性对自身的审视有了更加清醒的体悟。而她的展露和审视，比其他作家更为彻底、不遮掩。她不自欺于女性表层意识的局限，而是直接进入内核，如同鲁迅剖析国民性一样，其目的都是发自内心对人尤其是女性的关切和同情。也正是这种来自女性自身的审视和关注，使得张爱玲的小说比其他女性文学多了一种女性意识的亲切感。
王安忆对女性生存现状和价值取向，也有着近乎本能的关注和理解。她通过女性形象的塑造，女性观念的探讨，确立了在女性文学中的位置。而作为一个女作家，拥有天然的优势，成功的关键在于如何摆脱历史因袭的影响，摆脱男性视角的困挠，王安忆做到了这一点。她站到了女性自身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并开始在女性自身寻找问题的症结，甚至试图为女性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帮助。早在知青小说创作阶段，王安忆作品中的女性就以清新可人的面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她们健康向上，充满青春活力，对未来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憧憬。虽然她们已经开始对异性萌生好感，但此时的女性形象仍是少女色彩的，她们寻找白马王子，并天真地相信白马王子的存在。伴随着王安忆的成长，她笔下的女性开始走向成熟和自觉，向外寻觅的目光开始转向自身。她们面对自己的现实处境，开始对现有的婚姻、家庭等的状态产生反思。庞大的社会压力，渊远的男性传统被她们视作改变现状的对立力量。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女性往往过于执着于两性力量的比较，往往借助母爱的力量来强化女性在两性斗争中的优势。例如冷土、蜀道难以及"三恋"小说中的男性往往是懦弱、不成熟的，在两性的交往中，他们与其说是需要一个妻子，不如说是需要一个母亲。他们在女性的怀抱里找到安全感，在女性的爱抚下逐渐成熟，而女性则凭借着天然的灵性高高在上地扮演着亦母亦妻的角色。在叔叔的故事、伤心太平洋和纪实与虚构等作品中也是这样，女性的力量得到了强化，在女性身上集中了更多的美德。这类小说是王安忆女性意识觉醒迈出的第一步。
而现在，王安忆已经开始逐步纠正认识上的偏颇。从香港的情与爱以及长恨歌等作品中不难发现这一点。也许体现于其中的女性观念仍有缺陷，但有一点是难能可贵的，那就是终于发现女人首先是人，她并不是基于与男性的对立而成为女人，更不是为了扮演母亲或妻子的角色而成为女人，女性完全可以回到自己本身，自然平等地对待生活中的一切，无需通过什么附加物去强调与男性的不同价值，作为女人，作为人，性别的归属并不是那么重要。在爱情、婚姻与家庭中，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样去付出、去索取，这是一个平等的双向交流的过程。当逢佳、王琦瑶们在情爱红尘中辛苦奔走的时候，她们作为女人的一面是明朗而突出的，即便没能成功地做一个好母亲或者好妻子，但仍是最最纯粹的女人。许多人喜欢把女人分裂为女儿、妻子、母亲等几个角色，认为女性是女儿性、妻性、母性的三位合一，事实上所谓女儿性、妻性、母性都是外加的注脚，女性本身的角色含义被模糊了，女人可以是妻子、是母亲，却不仅仅是如此，她们需要的是真实的生活，让世界还原女人成为“女人”
“生命是一桩很累的负荷物，性别也是一桩很累的负荷物。可是，每一个人都那么庆幸生存，每一个男人与女人都暗暗庆幸自己性别的所属，为这性别迎接并争取着非它莫属的欢乐。”今天的王安忆开始抛却性别的负累，合理地看待女性的生存位置，进而合理地看待女作家的生存位置。任何一个生命个体都需要一个合理的生存位置，只有在确立了这一位置后才有谋求进一步发展的可能。王安忆一步一个脚印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合理的定位过程，她以一个女作家的姿态获得成功，在小说中借助女性作家特有的敏感与细腻来表现女性心态，完成了女性写作者的自我超越。无论怎样，张爱玲、王安忆以鲜明的女性立场，各具备千秋的笔法，完成了女性在这个现实社会中发自的内心真诚的呼喊。她们表达了女性对自身的审视和重构，使女性的自我挖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更唤起女性思考的力量，让新时代的女性们在自我觉醒中，获得生命个体更加有力的延伸。